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迅速将美国变成有史以来最大的避税港。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留意美国财政部退出共享企业所有人真实身份的透明度体制的指令、政府退出建立《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框架公约》谈判并拒绝执行《反海外腐败法》的所作所为，以及大规模的加密货币去监管化。
这似乎是破坏过往250年以来制度保障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条约，无视利益冲突，破坏权力制衡机制，扣押国会分配的资金。政府不是在辩论政策，而是在践踏法治。
但特朗普确实喜欢一种税：进口关税。他似乎认为这是在让外国人埋单，还可以借此为针对亿万富翁的减税行动提供资金。他似乎还觉得关税将消灭贸易赤字，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别忘了，关税是由进口商支付的，会推高国内物价，而且征收关税的时机——正值美国从通胀中复苏——也是最糟糕的。
此外，基本宏观经济学原理表明，多边贸易赤字反映的是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特朗普为亿万富翁减税的做法将扩大这一差额，因为赤字会减少国内国民储蓄。因此讽刺的是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等政策，其实会增加贸易赤字。
自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以来，保守派一直声称可以借助促进经济增长来收回减税成本。但里根没有做到这一点，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也未能做到。实证研究证实，对富人减税对经济增长或失业率没有产生任何可衡量的影响，但却会立即且持续地加剧收入不平等。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也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减税法案——的拟议延期，将在未来30年内使美国国家负债额增加约37万亿美元，而且还不会带来承诺的经济提振效果。
特朗普还在微观经济层面加剧贸易逆差。美国已成为一个服务型经济体，其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旅游、教育和医疗保健。但特朗普却系统性地削弱了这三者。试问哪个游客、学生或病人在知道自己可能被肆意拘留并关押数周的情况下，还愿意来这里呢？对美国一流教育机构的破坏、学生签证的随意作废以及对科学研究经费的削减，让这些关键部门笼罩了厚厚的阴云。
特朗普这种存在战略缺陷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反效果。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后者有许多关键进口产品都依赖前者供应。中国已经采取了报复行动。对滞胀（更高的通胀加上增长停滞）的恐惧冲击了股票和债券市场，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由于埃隆·马斯克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的存在，今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因为执法力度和合规性的减弱而锐减10%以上。近5万名国税局工作人员的离岗将导致未来十年税收减少2.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旨在增加国税局工作人员的《通货膨胀削减法》则预计增加6370亿美元税收。其议程显而易见：不仅要降低富人的税率，还要削弱执法力度。
在一个资本和富人可以自由跨境的世界，国际合作是各国政府确保跨国企业和超级富豪公平纳税的唯一途径。在此背景下，停止执行受益所有人数据收集、容忍匿名性增强的加密货币市场、放弃缔结新的联合国税收公约和全球最低税率的进程，都揭示了一种蓄意的行为模式：拆除旨在打击避税和洗钱的多边框架。“暂停”执行《反海外腐败法》的做法表明，美国甚至不再介意贿赂和贪污。
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马斯克和他们的亿万富豪亲信们显然试图仿照离岸世界的无法无天地带去打造一种资本主义。这不仅仅是反抗征税，更是对所有那些威胁到财富和权力的积累的法律的全面攻击。
这一点在他们对加密货币的采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监管不足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线赌场和博彩平台的爆炸式增长推动了全球非法经济的发展。在特朗普治下财政部取消了对那些交易混淆洗白平台的制裁和监管。特朗普甚至签署了建立“战略加密货币储备”的行政命令并举办了首届白宫加密货币峰会。美国参议院也紧随其后，删除了一项要求加密货币平台识别和报告用户的法律条款。
特朗普本人也发行了一种备受争议的稳定币并可能很快推出一款“大富翁”式的、以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电子游戏，他现在已经让一位加密货币业内人士保罗·阿特金斯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掌舵人，而此人也是一个倡导加密资产和非银行金融系统的政策小组的成员。
加密货币只涉及一件事：保密。我们已经有了美元、日元、欧元等完美的货币，也具备购买商品和服务的高效交易平台。对加密货币的需求来自那些隐匿资金的渴望。那些参与洗钱、避税和逃税等邪恶活动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被轻易追踪到。
世界其他国家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合作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对跨国企业利润征收的15%全球最低税率就证明了这一点，而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正在引入这一税率。在二十国集团（G20）内部，去年在巴西的领导下达成的共识要求超级富豪们支付他们应当缴纳的份额。
美国与国际协议保持了距离，但矛盾的是美国外交的缺席可能有助于加强多边谈判以取得更为雄心勃勃的成果。从前美国会要求削弱一项协议（通常是为了使某一特殊利益集团受益）但最终拒绝签署——这就是经合组织就跨国公司征税问题进行谈判时发生的情况。如今世界其他国家可以着手设计一个公平、高效的全球税收架构了。
独裁主义正日益抬头，而通过国际合作和包容性机构来解决极端不平等问题才是其真正替代方案。美国的自我孤立为在真正多边的基础上（一个二十一世纪的“G-1”集团）重建全球化创造了机会。
（作者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的最新著作是《通往自由之路:经济学与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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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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